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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修宪之后第 14 条增加规定了一款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病亡之后，广大人民原以为民主共和制度会得以恢复，结果情况反而更为糟糕，由于此时统治中国的北洋系丧失了一个公认的政治权威而四分五裂，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格局，学者们在饱受军阀混战痛苦之余，看到国内没有一支力量足以统一全国，便提出了通过联省自治，实行联邦制，实现国家统一的设想。[48]也正因为如此，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时有学者为陈鸣不平，如赵立人：《客观评价陈炯明》（《学术研究》1999年第3期）、段云章、倪俊明：《陈炯明的理想和道路——以民主联邦制为考察中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等。

[14]《‘列强在支那之铁道政策译后》，载《游学译编》第5期，1903年3月13日。因此，在当时的地方军阀眼中，保留现有所谓高度自治的地方权力之政治格局无疑是地方自治的应有之义，但诚如苏力所指出的，在一个内部联系松散、政治上四分五裂、地方割据的社会中，实际上根本谈不上什么分权。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主张与实践，充溢着直白、无忌的地方主义观念。但对于中央政府而言，考虑的是积聚民力、发展实业、奠定国基，同时既然是自治，兴办地方自治所需要的庞大经费由地方负担也师出有名，毕竟，此时由于一系列的赔款、还贷、练兵，中央财政早已窘迫不堪。作为当时地方自治核心领导力量的军绅群体，并未做到发动群众、伸张民权。

所以，清廷官方所公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等宣示地方自治的权威宪政性文件之所以未将省作为地方自治的一级单位，除了和当时国人对于省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认识颇为模糊有关，恐怕也和试图削减地方督抚之权力而不给予其地方自治之权力合法性不无关系[27]。以清末地方自治为例，虽然朝野上下皆倡言自治，视地方自治为仿行宪政之根基。因此，这一框架所要求的公民德性是有限的，政治建构也是有限的，个体在社会层面同时享有两种类型的自由：（1）保守主义下的传统自由，即可与现代自由兼容的传统社会自由与个体自由。

同时，政治宪政主义还试图发展出支撑此一共和主义宪政的具体制度原则。这里面还必须补充一个必要的背景性因素，即强世功的宪法社会学研究对宪法学界主流认知政治宪法学的影响。（5）对话心态上的观望性与宽容性，尽管存在上述诸多的学术差异和价值张力，但通过这两三年来的对话实践来看，主流学界对政治宪法学的兴起保持着一种大体宽容的学术心态，在坚持并巩固自身学术立场的同时，能够适度参与并思考政治宪法学讨论中出现的某些新问题，这是中国宪法学术多元化和自由竞争伦理初步形成的表现。笔者认为政治宪法学具有自身独特的时间观，将人类的政治经验界定为三种类型，即非常政治、转型政治和常态政治，并认为政治宪法学因此具有与之相对应的三种理论形态。

如果说某个成文宪法文件只是不成文宪法海洋中的孤岛的话，则人类的理性选择在现代就不可能是让海洋淹没孤岛，而是让孤岛上的灯塔照亮海洋中政治航船的航向。在20世纪后半期，公开原则有了更加丰富的理论表述，如知情权、透明度、阳光政府等。

在此意义上，公民所获得的不仅仅是文化传统的涵养空间，还获得了充分的民主生活的政治空间。无论是美国、英国或德国的政治宪法理论，还是国内初步展现出来的政治宪法理论，在基本形态上大体可以从上述三种类型中寻找到对立的类型：阿克曼理论侧重于转型政治宪法学，并以转型政治（宪法政治）是否再次可能作为美国宪法之共和命脉的诊断标准。[15] 参见白斌：论法教义学：源流、特征及其功能，载《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3期。同时，不应混淆参与原则和自治原则，尤其应防止在参与原则的掩盖下掏空社会自治的自有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自治不同于地方自治，后者涉及的是中央与地方间的政府关系，而地方自治也仍然是一种政府自治，故社会自治与单一制原则并不矛盾，它本身就不属于国家治理系统，而构成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和社会支持系统。[13] 参见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因此，在这一保守性原则之下，非常政治下的革命和制宪就被从法律和传统两个层面同时排除出去了。尽管共和主义有着古典的渊源和公民德性的指向，但在现代自由主义和启蒙理性主义的诱导之下，所呈现出来的主要是一种具有激进倾向的现代共和主义。

[摘要] 近年来兴起的政治宪法理论在学术对话与学术批评视野中遭遇诸多误解，这与其自身的内部张力及学术建构不足有关。不过，社会自治不是简单的多元主义，而是涵养文化传统与微观民主的政治宪政主义原则。

然而，这种二分法不足以概括人类的政治经验，因为在革命成功并制定宪法之后，新国家并未立即进入规范宪法（normative constitution）状态，而只是暂时取消了革命与制宪权在法律上的可能性。本文的理论主张是一种保守自由共和主义。

当然，这里并非否定革命和制宪的开创性意义，而恰恰是建立在肯定、承认并理性守护前述开创性成果的基础之上，而严格戒备不断革命与不断制宪对既往革命与制宪成果的颠覆。国内政治宪政主义学术话语的兴起正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这种同质性并不停留于卢梭或施米特式的政治神学层面，而被理性化为一种程序性的实践概念。此外，这一框架还必须具有保守性质，承认一种承载传统文化与习俗的社会自治框架，承认现代政治（无论是自由的，共和的，还是自由共和的）在理性建构上的有限性，从而为保留社会或重建社会预留思想与制度空间。政治宪政主义认为，落实人民主权的诸多法律制度需要相应的责任制度予以保障。·保守性原则——这当然不是非常政治宪法学的原则，而是转型政治宪法学和常态政治宪法学的原则，其根本点在于成文宪法前提的确立。

2、政治宪政主义的制度原则：八根支柱基于上述规范基础，政治宪政主义的制度原则可以具体化为八个方面：（1）保守性原则。不过，由于政治生活本身的时间属性，协商原则也不可能堕入浪漫派的所谓永恒的交谈，而是必须设置程序的时间属性和最终的决策机制，所有的程序参与人必须在理性上认同经过协商所达成的暂时性共识的有效性，也必须在理性上认同对某一暂时性共识的修正必须也应该借助于下一次同样的协商程序。

这表明，政治宪政主义坚持的仍然是一种现代性立场，但又不是一种激进主义和理性乐观主义意义上的现代性立场，这一立场对于文明的古典性抱持着同情的理解和创造性转化的理性意识。[17] 桑斯坦就是在制定法解释原则的意义上使用背景规范这一概念的，参见凯斯·R·桑斯坦：《权利革命之后：重塑规制国》，钟瑞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7—178页。

第二种类型：转型政治。不过，政治宪政主义的保守性原则还具有超文本的文化意涵。

从上述比较考察中我们可以发现，施米特的政治宪法理论的真正意图在于以主权行动打破宪法律的形式来担当护宪政治，而革命政治与制宪政治并非其理论重点。自由主义设定的国家不是一个人民自我实现的国家，而是一个仅仅承担最低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基本被抽空伦理责任的消极国家，与之相应的司法宪政主义的核心任务便是对国家权力进行严格监控，从而保护个人在非国家领域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因此，面对当代中国的宪政状况，不是通过横向比较而横加指责，或者简单建言，轻率论断，误解先贤，误解人民，而是要真正理解中国宪法文本上的政治宪法结构，理解它的思想背景、制度原理和价值诉求。阿克曼是在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之间寻求折中，这种寻求方式得到美国学界乃至于中国学界部分前沿理论家的共同支持。

首先是行政集权的出现，即面对高风险的现代社会，行政权不再消极地固守议会法律的粗疏框架，而是积极回应时代问题并进行强有力的制度构造，其权能从单一的执行权扩展为兼容行政立法权、行政决策权、行政执行权和行政司法权在内的综合而广泛的权力体系。不过，笔者的理论选择显然受到上述诸位对共和主义不同理解的深刻启发

尽管国民党最终排斥了共产党和民盟对制宪过程的参与，但后两者对于1947年宪法的实体内容具有历史性的贡献。但正是由于孙中山的早期理论思考和革命实践，他对于列宁主义的影响会有更好的理解和接受的意愿与能力。

化用孙中山先生曾经的一句政治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大陆宪政转型当在理论上发展出成熟的宪政阶段论，在实践上注意充实公民权利和鼓励公众政治参与，努力践行宪政尚未成功，公民仍须努力。国民政府成立宪草审议委员会对《政协宪草修改原则》进行审查，由政协秘书长雷震负责整理宪法条文。

此次改革基本奠定了国民党新的组织原则和政治构想。（3）抗日战争中其他党派的政治成熟，主要表现为共产党在政治与军事上的壮大以及作为第三方势力的各民主党派的建立。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决议通过《关于实施宪政之决议案》，规定在战争结束后一年内恢复召开制宪国大。1946年4月19日，宪草审议委员会完成《政协宪草》，共产党不予承认。

三民主义成为国民党开展宪政建设的基本思想来源和规范基础。然而，改革的诸多实践及其成功经验并未有效地理论化，改革的功能逻辑与宪法的规范逻辑之间的价值与制度张力并未获得有效的理论性解释与制度性安顿。

民生既具有西方社会民主主义背景下的社会权色彩，更具有浓厚的中国民本政治渊源。[13]这些理论叙述中的宪政演化理性显然与孙中山的宪政阶段论暗合符节。

[13] 参见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主义之理想性与纯粹性必然导致实践上的严酷性与激进性，这是今日中国宪政转型的宏阔历史背景。